国外对邪教人员进行教育挽救工作的回顾

西方国家把邪教称为膜拜团体（cult）、异端、新兴宗教或者破坏性膜拜团体等。我国《刑法》官方英文版将“邪教”译成“Weird Religious Organization”即怪异的宗教组织。但不论国外的膜拜团体还是中国的邪教，自身的内在性质决定了其社会危害性和破坏性，需要对邪教人员进行心理干预、行为矫正，减轻或消除对社会的危害，对邪教人员进行挽救教育则是中西方反邪教实践探索出的反邪治本之策。

　　　一、国外对邪教人员进行教育挽救工作兴起的原因 

　　19世纪70年代初期，对邪教人员进行教育挽救的工作首先在美国兴起。1971年，一个名字叫帕特里克（Patrick）的美国人，是一名政府雇员，他的儿子和侄子在一次外出看烟火中被引诱加入了“上帝之子”组织。加入该组织的孩子们变得不愿意去教堂、学校，甚至不和家人联系。同年，塞缪尔.杰克逊夫人（Mrs. Samuel Jackson）联系帕特里克，向他讲诉了她儿子比利（Bill）失踪一事。比利年龄已经19岁，所以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不会找他。比利参与了“上帝之子”组织。这些引起了帕特里克对邪教组织的关注，他开始联系其它加入邪教组织人员的亲属，甚至假装信教加入了“上帝之子”邪教组织，通过亲身体验来了解孩子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原因并试图找到解救孩子们的解药。最终帕特里克先生得出结论：邪教组织通过“洗脑”把成员“程序化”了，要想消除邪教的精神控制必须通过“程序解除”的过程。就这样他发明了“程序解除”的方法并最终离开了他的工作来全职做“程序解除”。帕特里克在用这个方法配合反邪教组织解救自己的孩子以后,把这种方法推广以救助其它的家庭。帕特里克先生在1976年还写过一本书《解救孩子离开》(《Let Our Children Go》)来谈自己的救助经验和“程序解除”方法。与此同时，帕特里克和其它加入邪教孩子的亲属创建了第一个反邪教育转化团体从“上帝之子”解救我们的孩子家长委员会（简称FREECOG）。

　　1978年11月，“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琼斯镇制造惨案后，在该惨案中被暗杀的国会议员的女儿瑞安（Patricia Ryan）一直负责运营警惕邪教网络（简称CAN）。1976年，英国人保尔.罗斯（Paul Rose） 创建了“家庭、行动、信息、资源中心”（简称FAIR )，创建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被邪教裹挟的朋友和亲戚。同样，法国最大的两个民间反邪教组织，也都是由邪教受害家庭倡导成立。1975年成立的“保卫家庭和个人协会全国联合会”（简称UNADFI）和1981年成立的 “反对精神控制资料、教育和行动中心（简称CCMM）”，创办者都是在其子加入邪教后受邪教驱使而自杀身亡的情况下成立了反邪教组织。日本的“奥姆受害者协会”、“奥姆对策委员会”的成立，是因上九一色村总本部的排污、土地使用等问题与当地村民产生许多矛盾，加之教团设施内每天传出的信徒诵经的声音使村民正常的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村民不堪其扰、忍无可忍，为了向法院提出诉讼而成立的组织。加拿大的“邪教信息组织”由迈克尔·科若菲尔德在1980年发起成立，开始时，他只是为了解救一个误入邪教组织的朋友，成功挽救朋友的经历已经被写成一本书，并在加拿大改编成电影。科若菲尔德做成了这件事后，亲身经历让他感到当时社会上关于邪教的信息非常少，所以他萌生了办理这个反邪教组织的念头。1994年7月俄罗斯成立的“青少年解救委员会”，是由部分“奥姆真理教”信徒的父母组成。

　　此外，有些反邪教育挽救工作和机构由专业人士联合建立。比如1979年由美国麻省的心理医生克拉克发起成立的“美国家庭基金会”（简称AFF）；有些反邪教育挽救工作和机构由宗教界为捍卫正教而成立，如美国的对抗宗派运动(简称CCM) 、反宗派运动(简称ALM)和宗派观察(简称CO)等，又如在俄罗斯，1992年，德沃尔金带着主教阿列克西二世的祝福，创办了“俄罗斯宗教与教派研究中心联合会”，这也是俄罗斯的第一个反邪教组织。

　　由此看来，国外反邪教育挽救工作是一种自发、分散、无序的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地实现的。国外反邪教育挽救工作最初发端于民间，发起成立者多是邪教受害者及其家属、朋友或相关利益受损群体，这种需求土壤决定了国外反邪教育挽救工作的活动方式和组织形式最初的目的仅仅是为家长服务,为他们的子女摆脱邪教组织提供帮助，也决定了刻骨铭心的邪教伤害对他们触动最大，具有极强的志愿精神。

　　　二、国外对邪教人员进行教育挽救工作方法的衍化 

　　国外反邪教育挽救工作叫“程序解除（deprogramming）”，后来演变出“脱离咨询（exit-counseling）”和“战略互动的方法（Strategic Interaction Approach）”。

　　国外反邪教育挽救工作最开始采用的方法是“程序解除”。程序解除是在家人和亲属的授意或陪伴下，强制教育转化机构组织志愿人员和雇佣一些“程序解除员（deprogrammer）”到街头甚至邪教团体中强行将邪教信徒带离邪教场所，带到某一秘密场所，进行24小时监控和关押，防止邪教人员逃跑或自我伤害，然后由程序解除员向邪教人员提供信息解释邪教的性质、危害，跟邪教人员进行辩论，这一过程通常要持续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甚至更长，直到邪教成员宣布愿意脱离邪教，或骗了教育挽救工作人员假装宣布脱离邪教为止。

　　程序解除在一些邪教团体流入欧洲和其它国家后,也被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反邪教组织采用。比如1972年“上帝之子”教主Moon从美国到欧洲传教，美国的许多程序解除员也尾随到欧洲解救从美国去的教会成员,其中一些人也就留在那里同欧洲同事一道制止这个邪教的活动，并且伴随其它新兴宗教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壮大,一个更广阔范围的教育挽救工作也在北美洲、西欧和其它国家等地区发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原来支持程序解除的反邪人士和组织，开始公开反对和批评程序解除。美国著名的反邪教斗士、做过程序解除员的史提芬.哈桑（Steven Hassan），也开始公开反对程序解除，并声称自己1980年以来没有再使用过程序解除。1981年基督教的反邪教组织宣布放弃“程序解除”方法,转而采取“脱离咨询”（也有翻译为“退出劝告”）,强调劝助对象的自愿和方式的合法化。其实脱离咨询与程序解除的区别很模糊。

　　国外对邪教人员教育挽救工作的最新发展是“战略互动的方法”（也有翻译为“系统互动策略”）。该方法由著名的反邪教斗士和邪教问题专家史提芬.哈桑首先提出并在实践中运用。

　　“战略互动的方法”是专家对寻求帮助的邪教受害者家人提供幕后指导，帮助邪教人员家庭形成一个自愿的工作小组，让邪教信徒家人在平常生活中，利用各种资源和机会对邪教成员进行长期、系统地教育转化，从而使邪教成员逐渐摆脱邪教的精神控制回归社会。

　　三、国外反邪教育转化工作的理论基础------洗脑理论 

　　“洗脑”也被称为“精神控制”、“强制说服”和“思想改造”，是国外反邪教育挽救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支撑，并为民间反邪教运动中盛行一时的强制措施“程序解除”提供了合法性解释。20世纪70年代，帕特里克先生曾在推广自己的程序解除时说:“要使受害者摆脱(个人或组织)控制,而后者通常使用的是精神控制的方法。一旦被解救出来,受害者就不再会害怕以往的桎梏,这时就应该鼓励他主动的思考,使其了解他自身的社会地位,清楚了他自身的安全和安宁都不再受到威胁。”40多年来，国外有些国家，像法国、比利时等则在反邪工作中全盘接受洗脑理论。

 

　　　美国从事心理学方面反邪教的专家：马格利特.辛格（Margaret Singer,1921-2003） 

　　洗脑概念被引入新兴宗教中的破坏性膜拜团体及邪教的研究后，获得了一部分学者尤其是心理学家的支持，用来分析邪教对其信徒的控制过程，其中美国以玛格利特·辛格(Margaret Singer，1921-2003)最为有名，辛格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和著名的反邪教人士，20世纪60年代，她开始研究邪教的本质和精神控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精神分裂症、家庭治疗、洗脑和强制性说服，曾就职于美国家庭基金会，也是警惕邪教网络咨询委员会成员，是《邪教在我们中间》（《Cults in Our Midst》）这本书的作者。玛格利特·辛格经常作为专家证人为反邪教与邪教之间的诉讼提供专家证词，在美国这个迷信专家的国度里，法庭上如果有专家的证词，胜诉的可能性会提高。

　　我们不难看出，邪教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尽管世界各国的反邪教育挽救工作必然和各国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甚至外交策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导致反邪教育挽救工作情况有所不同。同时，通过对国外教育挽救邪教人员工作方法和理论依据的回顾，事实上在反邪教育挽救方面，国外也有很多和我们相似雷同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