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反华信息战手法

　【核心提示】乌克兰全国记者联盟成员、知名反邪教专家格雷戈里·格洛巴通过对“法轮功”宣传活动的透析，揭示“法轮功”宣传的“双重性”特征，揭露“法轮功”反华信息战的手法、目的及其与西方反华势力同流合污的政治邪教实质。

　　【摘要】“法轮功”自21世纪初开始兴办各种文字的媒体。其中一半以上媒体发布的信息都是指责和抹黑中国政府的负面信息，相当一部分“法轮功”人员无偿参与媒体工作以及散发宣传资料。一个教派组织在运作跨国媒体，这种怪异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笔者通过深入研究才发现“法轮功”组织的这个双重性特征，但尚未成为专门研究课题。

　　对“法轮功”大规模宣传活动的研究及困境

　　大多数研究人士把“法轮功”视作具有宗教背景的组织，仅限于宗教术语的范畴去研究“法轮功”，“法轮功”的世俗活动还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Л.克拉夫丘克虽然注意到了“法轮功”的网上信息战、其可疑的外来资金以及大量中文报纸在居俄华侨中散发等情况，但他把这些活动归结为邪教传播活动，其实是十足的世俗宣传。Е.佩留夫叶也把“法轮功”信徒活跃的网上活动、媒体宣传、示威抗议等视作“法轮功”的“传教战略”。

　　研究“法轮功”信息宣传活动的困难在于需要多领域的知识，如大众传媒，国际法，医学，宗教学，汉学等。不然，法学人士写“法轮功”问题医学人士可能会感觉怪怪的，而不懂汉语的欧洲宗教研究专家在研究“法轮功”的早期活动时，其部分资料只能依赖于“法轮功”的自我宣传，对“法轮功”的种种神迹宣传不能持批评性的态度去研究。

　　因此，加拿大“人权卫士”乔高和麦塔斯可以信口雌黄，称(中国)之所以无麻醉摘取“法轮功”囚犯的器官是为了保证器官的“新鲜度和功能”，岂不知，活摘的剧烈疼痛可导致休克以及因此对被摘器官造成严重影响。还有很多荒唐的例子，如心血管科大夫做眼角膜摘取手术，把取出脑髓的死尸作为黑幕移植的证据等等。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还把两个大卫的报告作为反华议案的依据。

　　出于同样的原因，专家们甚至《维基百科》把“法轮功”（创建于1992年）定义为“有一亿信徒的传统功法”。

　　“法轮功”信徒以及西方作者相互引用这个数据，称此数据来自中国某政府研究机构，却没有相关资料来源。而据中国官方来源，1999年“法轮功”人数约200万，取缔后大部分习练者脱离了“法轮功”。“法轮功”成员的数据不仅引起了研究人士的兴趣，也是构成中国黑幕移植和“灭绝人性”指控的关键要素之一。如果真实数据是200万，其中还包括大量年老患、为治病练功的习练者，自1999年这个数字大大缩减，那么，一眼就能看出“150万“法轮功”信徒遭器官活摘”的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过那种情况对“法轮功”很有利，使“法轮功”自我历史神化及信息宣传垄断变得轻而易举，但要对其宣传信息进行验证和批评却很困难。

　　因此，研究“法轮功”宣传活动及其手法最好要有多领域的专家合作。2008年乌克兰师范学院政治心理学系出版的邪教研讨论文集接近这种合作。不过，参会的医学人士、社会学家、法学家等研究的问题基本上是本地邪教以及俄语国家（主要是乌克兰境内）的“法轮功”媒体针对中国的“抹黑”宣传。关于“法轮功”俄文媒体活动的文章仅有3篇。据研究结果，“法轮功”网络媒体80%都是针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和负面信息。

　　一些医学人士和心理学家对“法轮功”的特别宣传手法进行了研究，如，在公共场所展示死尸图片，模拟表演酷刑和杀戮等。

　　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中指出，“法轮功”及其《大纪元时报》参与反华运动，当地“法轮功”组织以及“法轮功”媒体得到美国财政支持。

　　以宗教运动达到政治目的教派活动在远东国家已屡见不鲜了，如，中世纪的中国就有“白莲教”以及其他邪教暴动，二十世纪韩国的“统一教”等等。教派研究专家、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В.科洛托夫指出研究新兴政治教派的一系列方法。

　　1、用正统宗教批驳邪教教义的方法很少奏效。任何学说或教义的历史都可以包装或篡改，都要用批评性眼光来看待。重点应放在研究教派的现实活动上。2、不能孤立地研究邪教，而要综合其与政治制度、对立面的关系及其历史、政治背景等因素来研究。3、新兴教派问题具有跨学科性。

　　同样，对“法轮功”宣传活动的研究也要综合“法轮功”的国际背景、其与北京的冲突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复杂关系等因素来研究。以下对“法轮功”的典型活动进行研究。

　　“法轮功”宣传在其邪活动中的作用

　　尽管“法轮功”宣称“不参与政治”，标榜“真善忍”，但在中国已作为邪教被取缔，在俄联邦一系列“法轮功”资料（包括人权卫士乔高和麦塔斯合著的报告）被认定为极端主义宣传品并被列入俄联邦极端主义宣传品名单，在摩尔多瓦、吉尔吉斯禁止“法轮功”组织登记注册。据媒体报道，乌克兰“法轮功”人员只有一百多人，在俄罗斯经常参加全俄罗斯法轮大法研讨会有250 至300人，其中包括外国信徒。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摩尔多瓦和立陶宛等国家的“法轮功”信徒也不多。但这个不起眼的邪教拥有四种大印量的报纸，其中《世界法轮大法》达20万份，圣彼得堡和基辅印发的《大纪元》（俄、乌、中三种版本）达4万份；还有“新唐人电视台”俄文节目《认识法轮大法》，近十家网站，很多社交群。

　　在研究“法轮功”各种宣传内容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到其针对目标受众的宣传栏目以及其发起组织的签名活动栏，不定期出版的刊物《认识法轮大法》以及相应的小册子和传单。纯属自我吹捧。

　　为研究“法轮功”教义笔者更多看的是“明慧网”。“明慧网”有很多资料，旨在对全世界各国的信徒进行传教、指导和“修炼”经验交流。在此，“传统功法”的宣传很少，多半是赤裸裸地描绘幻觉或声讨信徒的“病业”——死亡原因。

　　《大纪元》和“新唐人”的功能定位是“常人媒体”，发布世界各国新闻，常有“法轮功”攻击中国的信息资料。

　　“法轮功”在社交网页上的常人宣传也很专业。直接宣传“法轮功”的网页以及各地“法轮功”社交群的人数其实不多。然而，表面看来与“法轮功”无关却受“法轮功”管理的信徒却有4万人，每个社交群平均有20至30人从事“妖魔化中国”宣传。

　　“法轮功”针对常人的宣传活动有：收集电子邮箱群发信息，在热闹的公共场所组织示威活动，打着“人权”幌子在各大媒体、电视上、地铁里、街头上进行宣传等等。据观察，俄语国家有数百个“法轮功”积极分子从事宣传工作，包括街头散发人员、管理人员、编辑人员、设计人员、记者等。从事“法轮功”宣传工作的人员大部分人都是无偿的，不过近年来地方《大纪元报》可以登载广告得到一些补偿。

　　与此同时，“法轮功”信徒人数没有明显增多。看来，扩大队伍不是“法轮功”的主要任务。其主要任务是扩大对非“法轮功”受众的宣传。

　　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法轮功”官方网站有32种文字的网页。“大纪元”网站有21中文字的网页，“新唐人”电视台租用3个卫星向欧洲、亚洲、澳洲以及北美洲免费转播《新唐人》节目，“法轮功”还在70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法轮功”当今的政治活动与其修炼活动相比更加引人关注。笔者从乌克兰“法轮功”信徒得到信息，“大纪元”出版的系列政治文章《九评共产党》（俄译本）与李洪志的经文一样，列入“大法”研讨会内容，而在分支机构的活动中，像培训媒体编辑那样，专门开设“讲真相”速成班，培训对VIP会员的公关、谈判技巧。

　　然而，“法轮功”媒体及其信徒却口口声声宣称“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这真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现象。

　　“法轮功”信徒与笔者交流的时候，对“法轮功”参与的上述政治活动进行辩解，称“这是信徒们的自发活动，与“法轮功”组织无关”。但李洪志“大师”在经文中要求信徒们做那些事。“法轮功”对外或对新人宣传称，“法轮大法”没有祈祷、没有仪式、没有组织等宗教特征，只要做五节动功、看李洪志的书就行了。

　　但是，李洪志以及追随他的各级“协调人”经常对学员强调，要做真修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即学法、练功、讲真相。所谓讲真相，就是积极参与“法轮功”宣传活动，这是最重要的事。可见，“法轮功”教义存在严重的“内外有别”。

　　“法轮功”的这些特征是逐步形成的。上世纪90年代，“法轮功”只是中国“气功热”大潮中兴起的一个功法，尽管李洪志在作者自传中提到了玄奥的修炼，但重点在习练功法上。1999年“法轮功”与中国政府发生对抗之后，其活动中心转移到纽约，相继建立《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众多网站以及其他媒体。

　　不妨提一下韩国邪教“统一教”，在建立大量“掩护”社会组织方面富有经验，其创建的《华盛顿时报》在新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再来看“法轮功”，出于时代需求考虑，与媒体打交道成为其活动的主要方式。

　　数百万“信仰囚犯”从何而来？

　　2016年“独立人权卫士”的《更新报告》抛出惊世消息，称中国杀戮150万信仰囚犯，活摘他们的器官。于是，数十家俄文媒体纷纷转载此消息。

　　两个加拿大人大卫·乔和大卫·麦塔斯在十年前就信口雌雄称，中国有秘密集中营，在那里活摘信仰囚犯的器官，主要活摘“法轮功”人员的器官。2017年美国政客伊森·古特曼也加进了他们的行列。加拿大政客、前议员大卫·乔高是多个冠以响亮国际组织名头的头领，如自由越南国际委员会、加拿大民主伊朗友协、西藏友好议员联盟、华盛顿民主联盟委员会。美国人伊森·古特曼曾在“民主保卫基金”工作（名义上是社会组织、实际上有财政拨款），经常在“The Weekly Standard”杂志（亲新保守党）发表反华评论。其评论专栏有“中国观察”、“北京研究”等，类似于以前的“苏联问题专家”，但又不同于汉学家，这个专门热衷于批评主题的职业非同寻常。

　　古特曼的研究著作有《大屠杀·器官活摘·中国对异己者密决》、《中国纳粹》等。

　　10年前的2006年，两个大卫的第一个报告炮制出炉。尽管“法轮功”媒体对其大肆渲染，但其专业性受到种种质疑。澳大利亚难民庭在2007年1月17日宣布：“该报告缺乏论据”，“没有一个权威专家支持其关于杀戮、摘取“法轮功”信徒器官的结论，报告中的说法至今未得到证实和支持”。

　　新西兰国会的外交、国防和贸易委员会对新西兰“法轮功”协会递交的请愿书进行了审理，并于2013年11月21日回复称，经与美国等国家、非政府组织等询问和咨询，委员会成员“未找到任何支持“法轮功”关于‘强行摘取器官’的指控”，没有任何理由提请议会对此问题关注。

　　曾经蹲过监狱的中国政治犯、共产党政府的异见者吴宏达向麦塔斯提出了关于证人指证的质疑。其“劳改基金会”借助外国记者在中国自行调查并得出结论，这些指证不可信，有可能是蓄意炮制的。

　　最为典型的是“苏家屯事件”，美国国会对此调查后公称，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代表及驻北京大使馆代表先后两次到苏家屯考察，仅发现一家普通医院，而所谓的“焚尸炉”其实是一个普通锅炉。

　　美国国会研究分析中心的报告结论指出，“报告大部分缺乏新的独立来源证据，在相当程度上依赖逻辑推理”，对所提供证据的可信度持有疑问。

　　得不到学术界和法学界的认可，两个大卫开始走旁门左道，转向政治界，并取得突破。2013年12月欧洲议会依据《报告》通过了P7_TA(2013)0603号决议，谴责中国非法摘取信仰囚犯的器官。当然，决议是在相当激烈的争论中通过的。欧洲议会网上的发表的意见褒贬不一，反响相当强烈，以致欧委会主席不得不关掉情绪激烈者的麦克风。议案反对者不希望在没有足够证据和未了解信息真实来源的情况下进行过于严厉的指责，而另一方则认为，对于严厉指控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予以反应。比利时议员维罗尼克·德·凯瑟直接问决议起草人，那个信息从何而来？议员亚罗斯洛夫·帕什卡如实回答：“信息来源于同法轮功交好的同事……”

　　DAFON组织——所谓的“医学界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

　　“法轮功”除了利用“独立人权卫士”，还以国际组织DAFON的名义，所谓的“医学界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进行宣传。

　　对这个冠以崇高称谓的组织必须深入观察。等详细了解DAFON的工作，如其公开发表的文章，其论坛上发布的各类通告及其举办的研讨会等，就会形成一种奇怪的印象：除了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其他地方似乎不存在器官移植黑幕；DAFON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知名的器官移植黑幕犯罪根本不感兴趣，对现实中不断蔓延、亟待决绝的问题毫无帮助，只是专门针对中国开展黑色宣传。更为有趣的是，经常对DAFON工作进行正面宣传的媒体不外乎《大纪元时报》、“明慧网”以及“法轮功”邪教（被中国禁止、在美国避难）的其他媒体资源。

　　为了解这些怪异之事，需要研究一下那些“医学卫士”的个人背景。在DAFON创立之前，德国的主任医生托斯特·特雷（DAFON的创世人）就发表过吹捧“法轮功”的文章，称练“法轮功”“可以清除病业，强身健体”。其副手迈克·赫医生担任某一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总裁。其另一个副手是格林·威尔顿，2000年就已是“法轮功”成员。其新闻秘书是来自纽约的心理学家戴梦·诺托，此人不仅是资深“法轮功”信徒，而且还是2002年参与“法轮功”天安门非法活动的30名境外“法轮功”信徒之一。该“独立社会组织”还有其他管理人员的详细履历。

　　由此可见，自称具有“独立性”的DAFON组织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作为医学人士，却相信病业。不过了解了这些人的背景后，为什么DAFON的绝大多数医学文章都是“法轮功”的吹捧宣传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各地以DAFON之名收集的签名都是“法轮功”地方组织信徒的签名。

　　显然，邪教“法轮功”善于利用西方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并学会组建各种伪独立组织和媒体，以此制造其观点得到广泛支持和认可的假象。DAFON就是众多贴上独立社会组织的标牌、掩盖邪教标识的组织之一。

　　反迫害与反邪恶斗士

　　标榜“不参与政治”的“法轮功”组织发起反华信息战，多年来采用极端手段进行黑色宣传和妖魔化宣传。

　　当今，“法轮功”信徒积极宣传乔高、麦塔斯和古特曼的“更新报告”。在很多国家（包括独联体国家），“法轮功”信徒向机关、媒体、高校散发《更新报告》以及谴责中国的倡议书。在世人看来，他们只要不断谴责“灭绝数百万人”就足以解体一个政府了。

　　谁获利？

　　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明了的：作为中国地缘政治对手和经济对手的美国获利。美国各种官方机构出台的一系列“支持”与其相关的国际组织的文件就可以证实这个说法。也有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理由是美国外交官和分析机构对“法轮功”荒唐的臆测进行了考证和驳斥。可以推测，对“法轮功”支持的是美国保守派，是持极端反华、反共情绪的美国、台湾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阶层，他们的观点往往与白宫相左，甚至与财经圈相左，对中国的竞争非常恐慌。2007年，乔高和麦塔斯在《报告》的结尾部分提出建议，除了提出所谓的人权保护条款外，还要求用各种手段限制中国在器官移植市场的竞争性,限制中国的医学发展以及患者流入中国医院。大卫·乔高不断发表《中国是危险的贸易伙伴》之类的文章，而《大纪元》在为其开设专栏，针对中国经济进行攻击性反面宣传。

　　也不能排除，美国上层一手与中国领导人握手，通过合作获取更多红利，另一手资助中国边缘阶层，以此对北京政界形成间接恐吓，使之容易就范，从而获取更大利益。

　　就算对“法轮功”信徒的无偿劳动忽略不计，“法轮功”在现有媒体上的花费就可以估计出来。仅“新唐人”电视台每年租用3颗通讯卫星就要花费300万美元。全世界“法轮功”媒体的花费就要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而“法轮功”的刊物大多数是免费的（至少在独联体国家是这样的）。那么，“法轮功”组织得到大量固定的资金支持，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显然，“法轮功”的信息产品不是用于传教，其目标是“妖魔化中国”宣传。

　　例如：《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国》、《拒购中国货》。然而，这种宣传的结果收效甚微，“法轮功”宣传工作20年以来，在独联体国家的信徒仅增加了几百个，而其他新兴教派信徒在此期间却暴增。由此可见，“法轮功”在欧洲国家并非从事纯粹的传教活动，而是另有所为。

　　结论：

　　常人宣传和政治宣传（人权主题）是当今“法轮功”的主要活动。这一点可以从“法轮功”的组织形式（建立众多“常人”媒体、宣传团队及“文化”团体）以及“大法”要求学员必做的“三件事”中体现出来。

　　2、“法轮功”媒体大量针对中国的指控，其可信度引起很大质疑并遭到专家们的批驳，“法轮功”标榜的“维权”被视为黑色宣传。

　　3、“法轮功”不择手段制造得到社会舆论支持和认可的假象，如建立各种伪中立社会机构，邀请西方资深政客或舆论圈的老手为其代言。

　　4、自李洪志与中国政府方式发生对抗并逃往美国后，“法轮功”组织有了稳定的经费来源，不必像先前那样，靠卖书、讲课、接受捐款等方式敛钱。